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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图书馆发现两部宋元刻本 文物价值极高

点击:时间:2018-06-13

原标题:上海图书馆未编古籍中发现两部宋元刻本 文物价值极高

“这是我从事古籍整理20多年来第一次遇见,恐怕未来20年也难有这样的机会!”日前,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部主任郭立暄与3位80后同事徐潇立、沈从文、林宁在上图本部未编古籍书库的一次清点整理中,从不起眼的故纸卷里发现了两部珍贵版本:宋刻本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一部一册,元刻本《书集传辑录纂注》一部四册。这两部新发现古籍,均为现存罕见品种,具有极高的文物及文献价值,可谓近20年来上图整理未编古籍最为重要、最引人注目之发现。

文物与文献的双重珍贵价值

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五十卷,宋代蔡梦弼所撰,宋建刻本,存一册,为卷二十至二十一,共二卷,钤有“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”印,为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旧藏品。此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,存三十九卷(一至十九、二十二至三十五、三十九至四十一、四十八至五十),也有“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”印,由此可知,上图藏此册原与国图藏本为同一部,在流传中分离二处。此为南宋宁宗嘉泰元年(1201)成书后建阳第一刻本,刊刻精美。

《书集传辑录纂注》六卷,元董鼎撰,元至正十四年(1354)翠岩精舍刻本,存四册,为卷一至四,共四卷;有“至正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”牌记,“至正”二字留白;钤有“顾湄之印”,为清初学者顾湄旧藏品。此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,仅二卷(卷一至二),为明洪武修补印本。上图藏本存四卷,且未经修补,保持元本面貌。

在古籍善本中,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。自明代中后期以来,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、藏书家的特别重视。早在明朝,宋刻本已有“寸纸寸金”之说。郭立暄介绍,此次发现的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刊刻的美观度高,且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相当重要——杜甫诗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,因而具有艺术上和文化上的双重珍贵价值。


杜诗集注可分为分类、编年、分体三大类,蔡笺本是编年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版本之一。蔡笺本后有元刻四十卷本,经后人编次,凌乱错漏。黎庶昌刻《古逸丛书》曾据元本影刻,习见易得,学者使用较多;而此宋刻真本,尽管能保持文字原貌,因为残缺不全,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。可以说,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,学者限于条件,大多只能依据一个误本作为研究的基础。近年,国家图书馆曾将馆藏两部宋刻本配合影印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,也只得四十八卷,缺了二卷。上图这次发现的二卷,恰好弥补这一遗憾,可以配出一个完整的五十卷本。

元代学者董鼎的《书集传辑录纂注》,为科举时代举子必读之参考书。董鼎族兄曾受学于朱熹门人,《书集传辑录纂注》为董鼎及其后代合编的一部围绕《尚书》展开的著作。此次发现的元至正翠岩精舍本为董书第二刻本,明代未见刊刻;清康熙年间有《通志堂经解》本,较为通行,但文字有讹误。由于目前中国大陆收藏的翠岩精舍刻本残缺不全,学者只能退而求其次,以清刻《通志堂经解》本作为工作本。上图原藏有一部翠岩精舍本,缺失第一卷及刻书刊记。这次又发现一部,二者相合,可配出一部完整的元本。

郭立暄说,两部版本的发现,不仅在于其目前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收藏流传十分罕见,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;更在于它们的出现,促成了两部古书文字内容的完整,可为两书研究学者提供完整、未经后世淆乱的文本作为工作底本,也能为普通读书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读本。

神奇书缘背后的艰苦努力

2007年,我国开始实施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,上海图书馆也着手摸清家底,组织专人开展未编文献整理,目前已抢救出三万余部古籍,其中不乏前辈学者悬想多年而未得的精品。而最让人惊喜的,是他们发现的一些新品种居然因缘凑巧,恰好可与馆藏文献缺失部分相配。

比如,尤袤《梁溪遗稿》二卷,清康熙三十九年(1700)尤侗刻本,上图旧藏《诗钞》一卷,钤有“劳格”“季言”“季言汲古”“刚伐邑斋藏书”“玄冰室珍藏记”等印,整理过程中新发现尤刻本《文钞》一卷,也有刚伐邑斋印记。根据袁荣法《刚伐邑斋藏书志》的记载,二者原为一家眷属。

沈德潜《杜诗选》稿本,也见于袁氏《刚伐邑斋藏书志》,原先有两册,上图旧藏第一册,整理过程中发现了第二册。

吴清鹏《笏庵诗稿》稿本,叶景葵旧藏残本一册,存三、四两卷。《卷盦书跋》著录、整理过程中又发现一册,为卷五至六,是叶氏当年没有见过的。

潘曾莹《墨缘小录》稿本原有二册,上图旧藏第一册,整理过程中发现了第二册,得以配齐全书。

汪曰桢《二十四史月日考》稿本,上图旧藏残本二十六册,这次整理陆续发现五册,计有《旧五代史月日考》四卷、《宋史月日考》五卷、《辽史月日考》五卷、《金史月日考》六卷,二者相配,可将《旧五代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月日考》三种配成完书,《宋史月日考》得以补入五卷。

此次新发现的宋刻宋印本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,又恰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同属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的旧藏,原出一家,可以相配。延津剑合,历来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藏书佳话,“可遇不可求的书缘”。郭立暄感慨,此次发现纯为偶然所得,但也离不开研究人员的独到眼光,清点整理过程中,如若未能在第一眼间发现古籍的“身份”和价值,很可能就此再度湮没在浩瀚纸卷中。上图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部目前工作人员不满10人,未编古籍的整理研究是一个艰苦推进的过程,能有如此发现,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,无疑是巨大的鼓励。

据悉,此次新发现的珍贵文献将尽快完成修复,并加以数字化,尽早与学者和普通读者见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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